日本新潟縣十日町地區，2000年開始每三年一度舉辦「大地藝術祭．越後妻有藝術三年展」，以藝術為方法創造地方活力，被視為地域再生的成功典範。類似的操作手法在日本孿生出幾個或大或小、健康或早衰的地方藝術節慶，也影響了東亞的幾個地方，臺灣嘉義縣政府還曾邀請該策劃者來嘉具體評估偏鄉大型藝術展的可能性。不過，為何會是當代藝術而不是日本傳統工藝、動漫(anime)、文學或者特種輻射空氣，去重振一個衰落的地方呢？這裡頭涉及層層層層的社會關係與歷史發展，在此，筆者把眼界縮小至與創意城市的關係——筆者認為，理解「創意城市」，是理解「大地藝術祭」與其背景政策「越後妻有藝術項鍊計畫」操作邏輯之一的思緒。
「創意城市」是什麼？
有些討論認為，創意城市的起源有二種系譜，第一是Jane Jacobs《偉大城市的誕生與衰亡》(1961)的都市論。Jacobs從當時女性的日常生活出發，將街道發生的每一件小事都賦予意義，讓「生活者」的多樣，充滿出都市的獨特個性。她著眼在一種社群連結、具可變性的城市，而這個可變性，創造了一個革新、自在的都市經濟系統。Jane Jacobs的「創意城市論」，認為只有實現創造性的都市經濟，保持不錯的勞動品質，才是國民經濟發展的前提。因而許多學者因此認為，這種以「生活者」為前提、讓人們自由發揮創造性的都市論，才是創意城市的起源。
第二種起源，就是臺灣一般常截取的脈絡：從英國Charles Landry的「創意城市」、到美國Richard Florida的「創意階級論」。
基本上，Landry的創意城市論主要就立基於歐洲城市自80年代後期的發展經驗，例如以「文化」作為城市再生政策的主要手段的西班牙Bilbao、Barcelona、法國Nantes等。以人為本，鼓勵人們的豐富創意，並且充分運用城市的各項資本，文化資本、人力資本、創意資本、民主資本等，以地方的文化遺產、文化傳統、歷史與記憶的突顯來召喚住民對城市的「認同」；Florida進一步提出，不只是經濟、社會、文化、生活形態，「創意人」在城市中所累積的日常趣味，才是創意城市之關鍵。
聽起來很不錯對吧！但如果我們退後一些來觀覽創意城市論的流行，它本質上是個經濟思維。義大利理論者Matteo Pasquinelli就指出，文化創意的興起與金融資本面臨前所未有的信用危機有關，各個經濟體發展創意實際上是為了填補財富大洞，文化、創意成為新的生產方法，所謂的「文化規劃」實際的重點在於創造財富，並不真的在意文化，創意城市真正的意涵變成是「以文化資本包裝房地產開發」(吳介禎, 2009)，造成空間仕紳化，將藝術世界、次文化、所有生活的面相都無形地被資本結構餵養，更加重城市內部的階級問題。創意城市風潮是一種不需要暴力外殼的剝削形式。(Pasquinelli, 2010)
而日本創意城市研究者佐佐木雅幸認為，日本90年代的泡沫經濟崩潰而進入前所未有的蕭條，與歐洲的製造業衰退造成青年失業增高異曲同工，同樣在經濟一籌莫展的困境，讓「創造性」耀升城市舞台，運用藝術文化擁有的力量引出社會潛在力(佐々木, 2001)。確實與經濟危機不可脫鉤，歐洲城市產業結構轉換升級速度緩慢，或者日本90年代的經濟崩壞，不安定中，「生活品質」成為眾人尋求的浮板，豐富的創意氛圍讓人忘卻痛苦，也有機會創造高品質的新經濟價值。
而大地藝術祭策劃者北川弗蘭使用的方法，便是引入「創意階級」進入地方，讓文化資本／象徵資本的創意階級（藝術家），增添地方吸引力，並間接的培養／教育地方創意人才。藉「策」與「展」，讓地方創意階級的引發之下，形成新的「以人為本的文化資源」。投資藝文在地方，增加了就業機會，帶來觀光經濟、人力與財力資源，又有串聯區域網絡、輔助區域合併的社會性或政治性附加價值。這是筆者認為「大地藝術祭」與「創意城市」的交集。
但是，筆者也從中看到大地藝術祭與創意城市有文本(text)及語境(context)上的差異，甚至因此無法將妻有的案例與歐洲的創意城市案例直接作比擬——例如，妻有地區並沒有出現Pasquinelli指出創意城市「以文化資本包裝房地產開發」問題。筆者認為，這是因為歐洲的「創意城市論」基本屬於都市論，目的在於讓萎縮經濟再度復興，而妻有地方屬於農村，在本質上，當代藝術進駐的效果與都市中的效果有相當大的差異。若我們以社會學家涂爾幹在《社會分工論》中的「社會連帶」(Social Solidarity)概念，來解釋農村與都市的差異，或許可以進一步理解創意城市與大地藝術祭操作上的本質性差異。
「社會連帶」是一種個人間相互依存的關係，涂爾幹認為只有彼此的個人必存在一定的連帶關係，透過相互平衡與規律的連結機制，才能形成成員集合體的社會。他並將社會連帶分為二種：「機械連帶」(mechanical solidarity)與「有機連帶」(organic solidarity)。機械連帶的對象基本上屬於傳統社會，勞動分工的程度低，以個人間價值、信仰、規範的同一性為基礎，社會以較簡單的方式運作，社會成員間以擁有的相似性質作為社會穩定的動力，就像機械般較無變動性的重複運作；而有機連帶則是發展自機械連帶，以分工程度較高的現代社會為對象，以個人間的差異、個人性的功能性分工為基礎，異質間必須相互依賴才能生存，因而社會以較複雜的有機方式運作。
涂爾幹的研究來自19世紀末，可視當時的都市為有機連帶的社會關係、農村地區是機械連帶，到20世紀初，都會因這種有機性連帶關係比農村更有生產力。但到了20世紀後期，各種發展因素讓都市的有機連帶性僵化、萎縮掉。
我們可以說，創意城市的出現就是企圖重新回復有機性的連帶關係，這種有機連帶的振興企圖指向的是「生產力」。但農村就不一樣了，當代藝術進駐妻有的效應，不等同藝術進駐都會地區的效應，地域振興、生產力都是大地藝術祭採創意城市策略的動機，但並不屬於唯一的目的，也不是最大的動機，基本上，這種當代藝術進駐妻有這塊農村地區的本質在於，藉由地域互動的強調，在機械連帶中建造出更活絡的社會網絡——而這種網絡是屬於照護性的、讓農村社會建立一種自發性的照應網絡。新潟縣的「新新潟里創計畫」，除了合併的政治治理目的，在過疏高齡化的地區實施當代藝術或非當代藝術的活動，並非旨在「生產力」的提升（雖然若能帶起生產力也很好），而是希冀透過這種十年計畫的活動策動，照應到區域社會的「連帶」本身、社會資本的「照護功能」本身。（敬請參照筆者拙作碩論p.40表格）
創意城市在都市中強調的是活動性(vitality)與生產力(productivity)，但妻有計畫在農村中強調的是社會的連帶(social solidarity)，這個本質區隔了創意城市與大地藝術祭的差別。
本文刊于 “Very View 非常評論” No.12, p.3
參考文獻
Pasquinelli, Matteo. (2010). Beyond the Ruins of the Creative City: Berlin's Factory of Culture and the Sabotage of Rent. In KUNSTrePUBLIK (Ed.),Skulpturenpark Berlin_Zentrum. Berlin: Verlag der Buchhandlung Walther König.
佐々木, 雅幸. (2001). 「創造都市」研究の新動向と今後の課題. 文化経済学, 2(4), 39-43.
吳介禎. (2009). 文化政策、文創產業與都市再生的孽緣. 藝術家, 68:3=406, 138-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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