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gelus Novus

Irwan & Tita, Agree:Disagree:Unsure. Courtesy of the artist. Photo by Rangga ADITIAWAN

想像一下，如果你是藝術家，受邀到他鄉創作新作參加雙年展，但你在過程中，看到了當地對在當地工作的台灣勞工，有著不平等的剝削與歧視，你會選擇專注在自己的思緒、交由其他人去討論，或選擇用藝術的資源來點出這個問題？

印尼藝術家Irwan AHMETT & Tita SALINA受台灣美術館邀請，參加第五屆亞洲雙年展「造動」（Artist Making Movement），他們從台北火車站大廳的黑白磁磚地板上，看到了一道被隱形的牆壁，明明是人人皆可自由使用與表態的公共空間，卻常常被架上紅龍，把集會場所與使用者隔絕起來。他們很快就決定延續自己過去在荷蘭發展的移工問題探討，重新揭發資本主義全球化中，不被公眾正面談論的現狀，選擇用藝術手法討論印尼移工在台灣的處境，作為介入、行動與對話的主題。

畢業於雅加達設計學院的兩個人Irwan & Tita，創作經常以遊戲的方式介入都市公共空間，有些古怪的「遊戲性」與「批判性」是他們創作最主要的特質，例如「urban play」、「雅加達計畫」。這些計畫帶著孩子氣的冒犯以及成人語境的諷刺，他們用城市遍地的垃圾滾成一顆大球、解救污染河川裡的小魚、在被破壞的基礎設施上跳拍武術姿勢，嘻笑玩耍中，卻嚴肅諷刺地突顯當地現狀的城市議題。

Irwan AHMETT & Tita SALINA, Trash Ball-Jakarta, 2013.

在歐亞各國駐村的期間，他們也用「黑客」（hacking）的城市設計是穿針引線的方法學，關照被政府、民眾所忽略的都市空間與議題，用偶發表演、行動、攝影、錄像⋯⋯等，重新帶領各城市的公民，回頭凝視那些習以為常而麻木關注的在地議題。Irwan & Tita 選擇用最簡單、最便宜的方式，誇張幽默地修補城市那些被遺忘的不完美，鼓勵公民取回應有的空間，觸動人們改變倦怠的思維並做出改變，例如重新喚起社會關注毒品針頭氾濫的公園、被破壞的公車候車亭看板、年久失修的水泥人行道、城市中的消費主義與生命等。

Irwan AHMETT & Tita SALINA, Holy Water - Norway, 2014

人道與公民意識是他們創作的起點，但他們的創作經常富含挑釁意味，調皮玩笑的創意手法、嘻嘻哈哈的逗著參與者，卻也同時悄悄地把人們編織入一場公共論壇的戰區。通常，最先被他們作品冒犯到的，是常年對問題視而不見的當地居民與當地政府，但在面對弱勢族群的時候，Irwan & Tita則會相對小心翼翼，用相當努力的付出，來換取在藝術再現的使用權，議題因此慢慢開展到更寬闊的空間。

這次，Irwan & Tita在六月中來台灣，先在台北、桃園、台中、台南、高雄、屏東等地做了兩週的田野調查，他們發現，台灣各城市都有種族隔離的情況發生，那些東南亞移工與在地社會的碰撞關係，就像一道看不見的牆，無形地擋在週末的公園車站與交通工具上。藝術作為介入手段的創作開端，他們從週末在台北車站大廳聚會的印尼移工們開始，從一個個移工的口中，Irwan & Tita得知東南亞移工在台灣的處境，以及更艱難的，那些因犯罪被關在監獄裡的同胞。

透過移工的組織與網絡，Irwan & Tita認識那些因與雇主發生暴力衝突犯下錯誤的受刑人，藉由訪談理解問題的上下游之外，同時，也幫受刑移工們，把訊息帶回到印尼傳給失聯已久的家人。回到印尼後，他們循著一個個的名字與住址，帶消息給受刑者家人、訪談他們的故事，並在下一次來到台灣時，替家人們將信物送到受刑人身邊，例如書籍、食物、信件、祈禱水等，也為那些與家人斷了音訊的受刑移工，重新接上一條生存的力氣。這時，他們完成了一位受刑女士的紀錄短片，拍成一部情感脈絡的記錄短片〈長壽〉（longevity）。

歷經三個月在台灣與印尼的走訪調查，Irwan & Tita從進入公共空間、接觸勞工與人權組織，訪談合法、非法、在監的移工及他們的家人的過程中，不斷看到不平等與人權缺失的各種情形，包括移工與雇主不平等的權力關係、惡劣的工作條件和各種監控手段等侵害人權的行為、伊斯蘭教的宗教信仰不被尊重、超時工作與給薪的剝削與壓迫、可見或隱形被合理化的種族歧視。因而產生另一項批判力道十足、卻不落入既定劇本的論壇與表演：〈同意╱否決╱未定〉。

在九月某個星期天的下午，在台北國際藝術村，Irwan宣告這場兩小時的論壇與表演，就像華山被男孩打破的畫，是一場揭露背後真實的起點。活動設計簡單而直覺，邀請社運人士、外籍移工組織、政策執行者、學者、媒體記者與藝界人士，針對藝術家制定的問題，例如工資、政策、種族隔離、監獄情境等，發表他們的看法，並公開由在場觀眾進行評價與對話，就像一場嚴肅而緊繃的遊戲。

每個不同角色的發表人，針對藝術家提出的問題發言，台下的觀眾會立即做出反應，舉起手上「同意／反對」的扇子，支持或反對發表者的對勞工、人性、意識形態、公平正義的姿態。在這場中英印語交錯辯論聲中，獲得最大噓聲的可能是駐台北印尼經濟貿易代表處（KDEI）勞工部主任說印尼移工應該尊重每個國家的政策，直接忽略人的現實境況與政策中隱含的歧視與階級的時候。

這場論壇的最後，Irwan先列舉人類歷史上幾個執行種族隔離任務的高牆，中國長城、以色列與巴勒斯坦的高牆、被拆除的柏林圍牆，然後他戴著白手套，拿出一個裝著空白的展示盒，宣告自己的藝術宣言——打破一道隱形的高牆。他，象徵性地用物件，連接議題空間與藝術制度的需求。

IrwanAHMETT & Tita SALINA. Salting the Sea, 2015, video. Courtesy of the artist. Photo by Rangga ADITIAWAN

另一件感性詩意的行動方案，則是用象徵、儀式性的行動，展現屬於個人價值的觀點。因為Irwan & Tita相信，從一切令人麻木的現狀中，人類最深處的情感表達會再現出某種珍貴的價值會，這些從人體湧出的液體：眼淚。他們帶著小瓶子，盛裝訪談過程中，每位訪談者所留下的，或喜或悲的淚水，用器皿刮搜訪談者臉上淚水的收集行為，實在有一分滑稽的諷刺感，姑且不論一般現代國家注重生理衛生刻意避開接觸的東西，在訪談者流淚時，他們並不是以常理的方式，施以同理心的表現行為，例如安慰、遞手帕紙巾把淚水擦乾這種尋常反應，而是彷彿希望受訪者的眼淚流越多越好似的，用玻璃器皿刮著臉上的淚。但Irwan與Tita並沒有被這種帶玩性外表的動作迷惑，反而不顧旁觀眼光，更加專注地進行自己觀點的詮釋行動，在玩性、真誠的模糊之間，與既定的行為模式／意識形態拉出了距離，一種模糊、灰色、新的多重詮釋可能性因此產生，旁人看來像是在諷刺系統、諷刺觀者，也可能是諷刺藝術家自己、諷刺藝術、甚至諷刺諷刺，他們把訪談者身上收集到的一小瓶淚水，帶著艱困的痛，繞行台灣各城市的公共空間，最後抵達那片可以航向印尼、糾纏著東南亞國家利益、非常敏感的南海。他們將蒸發成鹽巴的淚水撒向那片海中，完成作品〈灑鹽於海〉(salting the sea)，似乎象徵著整個七手八腳忙亂的儀式行動之後，移工的問題對安穩的公眾及政府來說，是多麼輕如鴻毛，就像為大海增添那毫無輕重的一點鹽分。

作為第三世界國家的公民，在資本主義全球分工體系下，人們因為經濟或政治因素，被迫（或被引誘）到另一個國境，邊界、移民、移工、難民，離鄉的生命景象一幕幕在每個人身上演出，剝削與被支配也經常發生在這些人身上，當代全球人口漂流的現象中，「生命」往往變成勞動力的數字，而這些生命的生存狀態與感性情境，如何生活、如何勞動，卻是國家與體制刻意去忽略的事實。藝術家重新把焦點放回人的境況，融合抗爭與行動，藝術與感性，邏輯與對立，社會批判之外也批判當代藝術展演的形式化，標誌出藝術家及創作概念是如何被置於全球社會中的複雜情境中。

Irwan & Tita 放掉眾多枝微末節的顧慮，就像孩童般的白紙，用簡單易懂的遊戲方式，揭開資本市場中，不平等的國際分工與剝削，他們關照的是階層下最脆弱的人群，利用藝術家不具邏輯的感性能力、藝術世界的社會地位與經濟資源，超越各區域文化中的既有結構，把台灣社會中被親身感受的那隱藏的民族優越感或種族排外主義揭露出來，並開創了一個多重解釋的形體，為台灣那些重要卻不被重視的58萬合法移工及近五萬的非法勞工的存在，銜接一道批判性的論述空間，重新申告所有勞工都應該擁有的權利，並進一步企圖影響相關人士作出改善，這是這兩位印尼藝術家選擇用感性與藝術的路徑，完成自己與社會的遊戲。

Irwan AHMETT & Tita SALINA, Longevity, 2015, video. Courtesy of the artist. Photo by Rangga ADITIAW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