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身【聲】者〉的嘲弄效果－談余政達《外交》展出作品－Angelus Novus

文/ Cheng, Hui-wen

橘色外牆的房間，雜著些許施工味的榻榻米草香撲鼻而來，房間中橫躺著一張架高的大疊蓆，這張疊席曖昧地隔出兩個不同方向的空間。疊蓆中心上方吊著兩架投影機，分別投至相對的二面牆。兩邊影片輪流播映，當一邊畫面轉黑時，另一邊投影機就啟動光亮，彷彿〈附身【聲】者：梁美蘭與艾蜜莉蘇〉中的美蘭或Emily正在對話。

　影片內容為訪談中山北路金萬萬大樓中，來台的兩位呂宋姑娘，他們夾雜使用中文、台語、英文閒聊在台灣的生活情況，配以白、黃、綠的英文字幕，以視覺方式區別三種不同文化的聽覺/ 語言。並在訪談之後，請求受訪者演唱一首台灣地區的歌（「酒後的心聲」、「可愛的玫瑰花」）作為影片結尾。依照創作自述，此舉為「試圖解放原本存在於彼此語言上的無形固有的框架，與異地文化差異的悲情意象」。

　另一件作品，〈附身【聲】者：介紹〉系列也在外邊牆上展出。幾個稍微大型的數位相框，框住一個個在台外籍人士，一前一後，余政達走入鏡頭、成為「藏身」在外籍人士背後的「幕後黑手」。標準中文的發音在前，觀眾清楚聽到由余政達所想像的、這位外國人的「自我介紹」。外國人顯然意識到友善台灣人架設的鏡頭，親切微笑地看著鏡頭（觀眾）好像在進行著有趣的遊戲實驗，畫面上方的字幕是背後藝術家所說的「正確語意」，畫面下方是外國人在聽覺接收後重複的字義翻譯。

　一般來說，我們會自動內化外國人說中文的語音不標準，即使聽覺可辨識出語言的失誤，仍會在思考上把聽覺接收到的語言導向一個「常情之境」。但是余政達在這個音調的差異中選擇直接閱讀錯誤的發音，並將之做成文字，也為了其他的「國際觀眾」，將之轉譯成英文。

　微笑的外籍人士彷彿還不知道作品呈現出來的滑稽、背後操控者的陰暗。在身後的藝術家，在畫面上刻意呈現一種邪惡操控的幽默，指令中的外國人在被操控中說著自己也不太懂意思的「中文」，用自己母國舌頭理解發音並「再現」語言，之中不準確地咬字造成觀眾的趣味性，含著嘲諷、又將兩個人之間顯著的文化差異呈現出來：明明是從自己嘴巴講出來的東西，卻是自身不理解的語意，主體關係的扭轉、之間產生斷裂。

　這之中，呈現一種文化性的權力結構。彷彿猴子戲，嘲弄外國人產生的趣味。

　在〈附身【聲】者：梁美蘭與艾蜜莉蘇〉同樣討論訊息傳遞落差的趣味性，影片尾端讓受訪者唱歌，企圖反轉在台灣「被邊緣化」的形象，讓言語主體有良好地展現言語主體的抒情∕快樂一面。不過，當字幕被加上後，似乎並不是這樣的氣氛，當「可愛的玫瑰花」經過閱讀變成「狗愛的玫瑰花」，字幕翻譯也變成「the dog-crazing roses」，仍然是依照藝術家位址的文化脈絡*（注釋1），來解釋所言之物，換句話說，兩位女性來台者仍然是在主流文化（藝術家站在置高點上）的操控之中，控制作品表達呈現的趣味點（笑點），並且被觀眾無害地嘲笑著。即使是如徐文瑞所說余政達是以一種「人類學家式的觀察角度」進行，也隱含著霸權式的侵略性，因為「人類學」本身就是企圖對差異性的掌握慾望。

　在一個資訊發達的當代，就傳達面向上來說，大量訊息要進入到另一個文化脈絡是透過翻譯來轉譯與弭平差異，好以及時的速率獲得更即時的回應以利「交流（ㄖㄨˋㄑㄧㄣ）」，如果我們想要了解另一個不懂的語言所述之物，就需要藉由翻譯的轉換，來得取語言表象所言之物。翻譯本身存在著其自身的問題，語言∕文化之不可譯，是各國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必經的思考，它僅能提供新的介面讓跨文化語言被「部分或大部分」傳遞出去。在一般追求「信、達、雅」精準的翻譯世界，余政達反其道而行地將在台工作的外籍勞工說出的話語直譯成自身脈絡，這個動作大大反轉了語言訴說的主體性。

　談論著同樣的議題的兩件作品，余政達一方面藉由引發笑聲來消弭藝術與觀眾的距離，但是這個笑點是透過文化脈絡的差異來建立的笑點，台灣地區用語人讀到的將不只是語言誤差產生的趣味，也讀到外籍移工來台生存的樣貌、像金萬萬大樓這樣各地都有的社群聚落。若是他國語言使用人來觀看作品又將會是另一件事情，因為無法直接從聽覺察覺國台語使用的不同，得要靠著字幕顏色的視覺辨識來閱讀，某些地緣、歷史的脈絡可能被切斷，或者模模糊糊團塊地進入觀眾腦中。當差異用「標示」方法來突顯，傳達的「媒體」就改變了，所示意義也從大脈絡變為輕巧、簡單。

　一種幽默的方式，余政達作品呈現不同的語言層次探討。不過對螢幕上的外籍人士來說，這樣的笑果是另一個較輕的文化批判，如果察覺到台灣人為何而笑，就成了一個沉重的「不好笑」。